翻译自Crown authority and associative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south-western Holy Roman Empire, c. 1378-1437，译文仅供参考。

【资料图】

如何将中世纪后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概念化，长期以来一直是历史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这个庞大的、多中心的和严重变形的政治超级实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招致了谴责，因为它被指控未能发展出可以被包含在在国家和宪法（Verfassung）的抽象现代法律概念中的形式和机构。从中世纪后期起，帝国就无法按照新生国家的范式进行简单的分类，而这种范式一直主导着学者们对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思考，而且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末，它仍然决定着有关中世纪后期政治的大部分辩论。在此背景下，战后的帝国学术研究为中世纪后期（的神圣罗马帝国）拓展了一种更细微的宪法史领域，旨在通过参考当地的社会文化和地缘政治环境来解释政治史，更加关注 “帝国等级”（Reichsstände）的积极作用，并更密切地接触原始资料来源的语言。

在试图利用这些发展的优势的同时，我的博士研究试图解决我认为它们的主要弱点：它们相对忽视了帝国德语地区内部和之间的政治生活的互动性、关联性层面。我的研究集中在大约1350-1500年期间莱茵河上游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精英，至少在这些地区，文献证据强烈地表明，所有的施政者都在使用同一套法律、经济和军事理论结构与实践。此外，这些共同的活动有许多是在契约性同盟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些协会超越了单个施政者或“领土”的活动范围，必须被认为是跨越社会政治空间的横向层面互动的产物，因为这些同盟的成员彼此之间缺乏明确的上下权力。我在帝国西南部的比较研究工作旨在根据这些资料证明，在这个高度分散的地区的重叠政治实体中存在着一种“联合政治文化”。它的目的旨在通过帝国内部成员与彼此之间的互动来思考与解释帝国本身，并提请人们注意迄今为止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欧洲横向层面上的政治活动领域未被充分阐明的重要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博士论文包括两个主要章节，这些章节借鉴了大量的证据，第一章研究了整个政治领域的文件、法律、仪式、军事和行政活动的共同性质；第二章考虑了这一时期在该地区发现的各种同盟，并论证了它们作为结构的重要性，以及许多其他政治进程在其中的运作；最后，三个案例研究涉及1380年代、1410年代和20年代以及1470年代，试图通过应用这两个主要章节中提出的理论来阐明密切相关的情况和事件。

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更详细地研究上述战后的学术研究成果，因为它构成了我的博士论文和本文的具体论点所处的历史学直接背景。而其中出现的两个相关的叙事框架，都试图追求奥托·布鲁纳（Otto Brunner）对中世纪晚期德语区政治的呼吁，以及他关于帝国是一个由共同体衍生的土地或主权领土组成的马赛克的想法。 首先是彼得·莫罗（Peter Moraw）对德语区统治者所使用方式的设想，该设想是在近三十年前首次提出的，但作为对这一时期帝国所经历的变化的总体描述，它仍然具有影响力，莫罗认为，帝国从一个松散的共同体（开放式宪法）演变为一个更加巩固的二元政体，在王室和帝国等级之间形成两极化（塑造凝聚力）。第二种叙事是领土主权（Landesherrschaft）和领土国家地位（Territorialstaatlichkeit）的兴起，也就是说，在帝国内部逐渐建立起具有独立性的领地，将土地所有权、司法权、行政权和区域认同感集中在“王公”政权的主持下，最近关于这一主题的作品承认，在15世纪，王公贵族的领土还没有达到类似国家的特征，但大量的重点还是放在王公贵族的权利和财产的巩固上，以及在被称为邦臣化（Mediatisierung）的过程中对其他权力与实体的吸引和依附。

这两种叙述都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就是长期性。然而，这两种说法都不能完全解释上莱茵区域资料中所体现的横向协商的政治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不同权力和地位的行为者都参与了类似的政治活动和结构，如司法和军事冲突、基于联盟的共事、妥协与共同体补偿的仲裁和调解策略——所有这些都是在区域层面上，但通过兼任王公或皇家官员的地方强人与更广泛的领域有联系。莫罗关于帝国政治中心的帝国等级的观点并没有解释在政治框架的核心（如帝国议会/Reichsversammlungen）上日益增长的关联性是如何与密集的地方权力网络的活动相交织的，这些地方权力的相互作用也推动了帝国的发展。它还将王室视为除了所谓的王室领土地区以外的所有地方的一支力量，并完全忽视了王室行政机构与中世纪后期上德意志（Oberdeutschland）地区的众多行会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王公的领土主权概念并不完全符合中世纪后期的留存资料，原因有三：首先，王公并没有采用与其他施政者（如小贵族和自由城市及帝国城市）截然不同的行政方法，所有这些精英都可以在资料中看到他们接受和授予封地，担任职务，并对其臣民行使类似形式的管辖权，还可以看到他们参与同样的联合行为，如结成联盟和从其伙伴盟友们中挑选仲裁者与调解人；其次，王公的行动范围仍然受到王室的制约，并在许多方面依赖于城镇和小贵族的行动范围，例如，所有这些施政者都受益于王室的特权；而第三个问题在于，它过于强调地域性，而忽略了领地的分散性——许多权利、司法权、租金和其他收入已经与土地单位脱钩，并且土地本身作为可以买卖、作为承诺的一部分被抵押或作为封地授予的物品进行流通。我所主张的平铺式视角对这些形式的领主制有了更多的了解，因为通过观察跨越多个政治角色的关系，我们可以开始看到特定的政府职能机构是如何依靠精英网络来运作的。如果只关注个别王公，寻找他们统一、巩固的领地，我们就会忽略分散的权利、关系、财产和收入的集合，这些都是上莱茵地区的政治、司法、军事和经济运作的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联盟和同盟可以被看作是各级精英阶层深刻的联合政治文化的最正式的表现，而不仅仅是被编入地方县志中的奇闻异事，或者更糟糕，被看作是凌驾于发展中的皇家和王公政治体和长期目标之上的破坏性力量。

本文拟利用为博士论文收集的资料中的一部分，即瓦茨拉夫、鲁普雷希特和西吉斯蒙德等国王统治时期的部分资料，对论文中与上述历史学叙述有关的两个主要论点进行概要简述：这些横向的、联合的互动构成并影响了帝国西南部的大部分政治生活；而皇帝能够并且确实通过在相关的政治精英成员的联合群体中参与其中、充当调解人或支持某方来影响当地的事件。十五世纪之交的几十年为这一目的提供了一个有指导意义的时期，因为它们被视为政府的严重危机时期，帝国饱受无意义的战争、脱节的政治分裂和无能低效的皇家政府之苦。例如，Jörg Hoensch认为，这一时期的特点是“缺乏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助长了普遍的法律不确定性，这反映在弱肉强食和仇杀的增加上，并有可能升级为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在君主层面，查理四世所谓的“至上君权”（hegemoniales Königtum）已经让位于那些资源不足的国王们，由于他们杰出的前任挥霍无度，他们没有能力在其世袭的土地之外实施其统治，在这样的评估中，只要考虑到像地域同盟这样突出的集合体，它们就被广泛地视为破坏性的力量。例如，在1370年代和80年代，施瓦本同盟和其他权力联盟的成立被王室称为“问题”和“信任危机持久化的证据”。

来自西南地区的证据表明，与这些令人沮丧的评价相比，情况更加微妙，这也使得对联合政治文化的思考更加重要。首先，所谓的破坏性联盟并非像城市同盟在关于他们自己的叙事上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反叛的城镇偶尔产生的现象。在这几十年里，联盟条约的数量如此之多，而且涉及到上莱茵地区政治行动者的广泛选择，因此将它们视为日常政治共存和延续的基本框架似乎更为准确。例如，斯特拉斯堡在莱茵河两岸的所有政治谈判和冲突都是在与其他横向联系的势力联盟框架内进行的，早在1380年代之前，斯特拉斯堡就与巴塞尔保持着密切的联盟关系，这种关系在1384年得到了加强，当时巴塞尔加入了施瓦本同盟，而斯特拉斯堡自1381年以来就凭借着身为莱茵城市同盟成员的身份而成为施瓦本同盟的一员。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强大的巴塞尔-斯特拉斯堡体系被纳入到随后的联盟中，尤其是1406年对抗鲁普雷希特国王的马尔巴赫同盟，以及1420年代初与帕拉丁伯爵和阿尔萨斯帝国城市联盟组成对抗巴登藩候的联盟。即使没有巴塞尔这个亲密的盟友，也可以看到斯特拉斯堡与不同政治体的联合，如1390年与斯特拉斯堡主教，以及1405年和1435年的两代巴登藩候，这些联盟中的大多数并不像“城市同盟”这个误导性的标签所暗示的那样，纯粹是城市组成，斯特拉斯堡在这一时期的合作伙伴包括世俗的和教会的贵族与统治者。同时，非城市政治体也同样积极主动地建立联盟，有时，这些联盟与 “城市同盟”高度相似，例如1393年奥地利公爵、巴登藩候和符腾堡伯爵之间拟议的联盟，其中参与者宣布 “我们以誓言和行动……彼此友好地结为一体，彼此同意并订立盟约”。而在其他时期，所谓的“骑士联盟”（Rittergesellschaften）也成立了，从像1380年的“狮子协会”（Society of the Lion）这样的庞大组织，其中包括城镇以及几十个公爵、伯爵和地方领主，到像在1420年其主要成员与斯特拉斯堡的威廉主教之间的联盟条约中所记载的，下阿尔萨斯的“猎豹协会”（Society of the Leopard / lechbart）这样的小型协会。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图景，正式的联盟从根本上构建了施政者之间的互动方式，他们以一种不为人所知的方式塑造了政治生活——除了在上莱茵河的部分地区，也就是今天的瑞士，在那里，这种同盟关系被学者们客观地评价而不是诋毁。

由联盟和同盟表现出来的联合政治文化并不限于冲突时期的伙伴关系，军事和防御性合作只是该地区政治行为体之间相互深度依赖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经常使用的活动领域是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当精英阶层的成员，无论是贵族、主教还是市政议员，有争端需要解决时，他们在这一时期似乎总是通过仲裁的方式来解决。Schiedssprüche、Abschiede、Richtungen和Sühnebriefe——这些都是对仲裁程序的书面结果的称呼——在阿尔萨斯、巴登-符腾堡和瑞士北部的档案中，几乎比任何其他类型的契据都要多。它们的大量存在证明了多方之间谈判的核心地位，鉴于在这个联合的、多中心的政治世界中缺乏明确的等级制度和制度化的管辖权，这种情况是合理的。事实上，许多使上述联盟正式化的条约都包含了一些条款，规定了应该在哪里进行仲裁，以及应该由哪个“仲裁员”（schiedsmanne）执行仲裁，如果联盟的任何成员“与其中一员处于同一阵线的话”。

精英们的相互依赖也来自于他们在私有制和经济结构中盘根错节的纠缠关系，如Pfandschaften（作为抵押物被抵押的帝国财产）和Lehen（封地）。这种形式的主权通常被视为中世纪后期新兴君主国的组成部分，但它们只是在抵押贷款或封建契约规定的有限范围内，在授予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一种“纵向”联系，而且双方在其他方面往往是相互独立的。十五世纪初巴塞尔的齐布尔（Ziboll）家族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它显示了当时的结构是如何在城镇和周围的贵族与统治者之间产生重叠关系的。1405年，前市长雅各布·齐布尔从奥地利的腓特烈四世公爵那里以抵押的帝国财产形式获得了莱茵费尔登城堡，并对该地区提出了持久的要求，这将影响巴塞尔直至1440年代在莱茵河上游的一系列举措。 据记载，1407年，雅各布·齐布尔以40古尔登的价格从奥托·冯·蒂尔施泰因伯爵手中购买了一块封地（mannlehen，父系继承的封地），后者是从塞金根的（世俗）女性修道院院长手中获得的。除了是巴塞尔南部普费芬根的领主之外，蒂尔施泰因还是巴塞尔的公民，他和其他贵族家庭在巴塞尔形成了一个“奥地利派”——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支持奥地利公爵（尽管许多人从他那里持有封地和抵押的帝国财产），而是这个标签适用于圈子内对市政政策有影响的特定团体。 知名贵族（有时是教会人士）与莱茵河上游的帝国城市的市民阶层联盟——或称之为“Burgrechte”（基于市民法/城市法而形成的(城市)同盟团体）——是合作伙伴之间横向联系的另一种关键形式，它们也证明了这种结构在重叠的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瓦茨拉夫国王任命的波西米亚人之一，阿尔萨斯的领地守护官（Landvogt），Styslaw von der Witenmüle，认为有必要在1381年与斯特拉斯堡建立为期十年的公民协商联盟。并非巧合，Witenmüle还与1379年阿尔萨斯的城镇联盟建立了伙伴关系，该联盟由科尔马和阿格诺主导，后者是领地守护官永久居所的所在地，并且是斯特拉斯堡在莱茵联盟的盟友。

像Witenmüle这样的皇家代理人需要将自己融入当地的社团网络和行动中，这表明在君主的影响力（被认为）正在减弱的时候，王室实际上可以通过这种途径寻求利用政治行为者来实现皇家议程。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同盟远不是颠覆性或混乱的力量，而是一个规范的框架，在这个框架内，所有的精英都在管理彼此互动关系下的政治生活与日常事务，任何希望在地方上行使政策能够得到成效的皇室当局都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这种社团活动方式。因此，在这一时期，国王们通过协商联合的方式与上德意志的政治社会打交道并非意料之外，也无法证明君主（像有些人宣称的那样）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有时，他们甚至以最直接的方式——自己加入这种合作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1379年2月，瓦茨拉夫成立了所谓的乌尔班联盟（Urbansbund），这是一个在新出现的教皇分裂中支持乌尔班党的帝国联盟，并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里邀请各个领主和城镇加入该联盟。鲁普雷希特与主教选侯建立了一系列联盟，他于1400年成为罗马人民的国王，但依然希望借此手段巩固其不稳定的合法性，在适当的时候，他还与莱茵河上游和韦特劳地区的城镇结盟，从而获得了他们的善意、财政资源和潜在的军事支持——包括在1405年获得一列火炮。斯特拉斯堡的编年史家将鲁普雷希特记为 "一个神圣的、有德行的人和统治者"，尽管他们的城市在1406年从与他结盟转变为反对他。

比这些偶尔直接进入联合网络更重要的是有时被称为“领土和平同盟”（Landfrieden）的和平联盟与帝国的理念之间的联系，这为帝国君主的领土参与其中创造了机会。大多数在资料收集中被称为、或是其他许多没有被称为领土和平同盟的同盟团体（包括施瓦本同盟和莱茵同盟，以及1422年的上莱茵同盟），都将他们针对共同敌人的合作军事意图证明为“为了神圣罗马帝国……与共同的领土利益和需求”。通过这种宣传，更广泛的政体（帝国）的成员身份和责任的概念与区域范围内的结社和仲裁的习惯做法相交织，而它的结构性影响使君主们有机会与地方网络接触，希望增强自己的影响力。事实上，这一时期的三位国王都在适合他们的时候批准了现有的和平联盟，特别是在与联盟代表的会议上，发布这样的批准条文（Bestätigungen）可能会支持国王作为那些以帝国荣誉和共同利益为口号的联合项目的监督者的形象。 这种行为只是顺应了查理四世时期已经出现的趋势：这位所谓的至上主义君主并不排斥去鼓励拥有主权的领土建立联盟来管理地方事务，比如1354年的 “十城联盟”（Décapole）。

重要的是，在瓦茨拉夫大体平静的统治中，有两个最有力的干预措施是在他试图为1380年代的冲突制定联合解决方案时实施的。第一个是他于1383年在纽伦堡与最重要的领主们合作发起的全帝国范围的“全境和平”（Landfriede）项目，尽管其野心勃勃地试图将帝国划分为帝国大区（Reichskreise）的目标很快被证明无法实施。看来，瓦茨拉夫的问题并不像最近所说的那样是缺乏 “立法权”（Gesetzgebungsbefügnis），而是相反，他剩余的权力仍然过于强大，乃至于被允许在一个不愿意或无法遵守这些计划的精英阶层的批准下规划不切实际的目标。六年后，在埃格尔，当整个上德意志地区的战争减少了瓦茨拉夫的选择和他的臣民对广泛的、模糊的解决方案的支持态度时，国王被迫承认了一系列领土和平同盟，直接涉及动乱地区的具体各方，认可他们为维护和平所做的努力（尽管是以有利于那些已经获胜的领主和伯爵的方式），并将这些联盟的管理委托给当地强人的委员会。在较小的范围内，当瓦茨拉夫的代理人，如他在阿尔萨斯任命的第二位地方法官，即Bořiwoj von Swinaře，参与到当地的团体组织中时，他在莱茵河上游的权威得到了最成功的体现。1389年，瓦茨拉夫因一名被赎回的军事统领的纠纷而将斯特拉斯堡置于帝国禁令之下，这起初没有什么效果，但当Swinaře加入并指挥由其主教和巴登侯爵共同领导的斯特拉斯堡敌对联盟时，这座帝国城市被吓住了，并向国王支付了32000弗罗林的罚款。

西吉斯蒙德在帝国西南部的长期逗留——主要是由于康斯坦茨和巴塞尔的公会议——使他有更多的机会介入该地区的联合政治。他与大施瓦本地区精英的密切交往，以及他与他哥哥比较之下的相对成功，都值得我们详细研究。在整个1410年代和20年代，西吉斯蒙德能够贿赂或劝说直属于皇帝（Reichsunmittelbar）的势力将他们的集体资源用于他在西南地区的两个主要目标：动员同盟作为重新维持地方秩序的工具，以促进其对王室产生更大的依赖；以及反对奥地利的腓特烈四世公爵。后者的目的是源于亚得里亚海地区的王朝争端，在1415年与前者结合在一起，当时西吉斯蒙德展示了利用地方政治结构获得优势的能力，其方式在这个时期是无与伦比的。腓特烈在1414年与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签订了联盟条约，并在1415年3月至4月期间窝藏了这位逃亡的教皇，这为西吉斯蒙德提供了必要的借口，让他将对手置于帝国禁令之下，宣布“奥地利”的贵族和城镇为“直属于皇帝”，并命令他们联合起来，对腓特烈展开帝国战争（Reichskrieg）。 这个联盟的基石是瑞士联邦；有证据表明，西吉斯蒙德的代理人早在1415年2月就在卢塞恩、伯尔尼和苏黎世的代表委员会上提出了对腓特烈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并给予了这些联邦成员（Eidgenossen）大量的特权与豁免权，从而能够引诱他们打破1412年与腓特烈签订的50年休战协议，结果他们很快就占领了哈布斯堡在阿尔高地区的财产。曾从腓特烈那里获得许多土地和职务的贵族，如托根堡伯爵和苏尔茨伯爵，也同样被卷入了反对哈布斯堡公爵的战争，与苏黎世和西吉斯蒙德的亲信内侍康拉德·冯·魏恩斯贝格（Konrad von Weinsberg）合作。如果考虑到上述政府的相互依存和联系，以及多方利益纠葛的性质，他们的忠诚度显然是可塑性的：例如，托根堡是苏黎世的公民，同时也是骑士联盟“圣乔治之盾”的一员。 《克林根伯格编年史》记载，莱茵塔尔河以西的许多领主都非常乐意接受西吉斯蒙德的开价，他们 "明白自己的处境"，结成联盟反对他们曾经的公爵。北部新晋的帝国城市，如沙夫豪森、弗莱堡和布赖萨赫，迅速与西吉斯蒙德结成保持良好关系的城镇结盟，如阿尔萨斯的十城联盟成员，他们在1410年代受益于许多新的自由权力。

尽管西吉斯蒙德不得不在1418年与腓特烈达成和解，但他与施瓦本和莱茵河上游的城镇与贵族建立的密切联系，在1420年代为他提供了现成的相互依赖的伙伴网络，以便在他的主持下寻求新的和平联盟。这方面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出现在1422年，当时西吉斯蒙德试图鼓励将整个上德意志地区现有的城镇联盟合并成一个庞大的超级联盟，他同时向“德意志土地上所有的”骑士联盟授予一系列特权，使他们能够相互结盟，并与计划中的城市联盟结盟。 旷日持久的谈判只在1420年代产生了更多的地方性领土和平联盟，尽管西吉斯蒙德坚持了下来：直到1431年，他还在敦促精英们凝聚成一个 “巨大而广泛的同盟或领土和平联盟”。由于各党派不可能总是像西吉斯蒙德所设想的那样合作，他在1420年代的举措并不总是成功的，但他们利用了帝国西南部的法律和政治行动的惯常手段，并确保西吉斯蒙德即使在面对1424年宾根选侯同盟（Binger Kurverein）这样的对手时也能保持帝国政府的核心地位。

在这一点上，西吉斯蒙德提供了一个与瓦茨拉夫相对的出发点，因为他显然认识到了他同父异母的兄弟没有认识到的东西：联合活动是帝国政治生活运作的基础，王室可以接受联合结构作为影响和管理的手段。瓦茨拉夫只是不情愿地认可地区联盟，并经常反对它们（他试图废除埃格尔的城镇联盟，但没有成功），而西吉斯蒙德则鼓励所有他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的联盟；另一方面，瓦茨拉夫在地方上任命了波希米亚人的代理人，并试图通过他们发布命令来进行统治，而西吉斯蒙德则与那些议程和相互关系对他有利的地方党派站在一起。

14世纪10年代，使西吉斯蒙德在西南地区获益颇多的联合政治文化的互动关系并不混乱，也不妨碍皇权；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不可能利用它们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它们当然是高度偶然和高度复杂的，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包含了许多相互纠缠的施政者和利益实体——这解释了我们在理解这一时期的帝国各个地方及其与王室权威关系的性质时遇到的困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有理由退回到所谓的 “领土”单位的虚假整体上，或将帝国定性为仅由可察觉的宏观政治趋势推动的混乱多变的东西。当跨社会政治空间的横向政治互动和关系被认真地视为一系列复杂政治结构和实践的主题和基础时——其中最重要的是关联性——一个更易于管理和贯彻的帝国图景便出现了。帝国可以被概念化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由一系列重叠的精英政治行为者网络组成，从王室延伸到每个地方，尽管这些网络的历史是庞大而复杂的，但它可以用一系列的关系来解释，这些关系往往是横向的，由可重复的和相互理解的实践、宣传和机构组成。因此，对帝国历史的“宪法”和 “领土”视角只能通过更密切地关注这些关系以及它们所支撑的一系列联合行为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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